光绪三、四年的灾荒遍及各省，除了北五省持续干旱以外，苏北、皖北、川北、甘肃及奉天部分州县也持续干旱，江西、福建则大水成灾，同时浙江、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台湾等省也不同程度地遭受洪涝灾害。以清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，根本无力赈济“丁戊奇荒”这样持续几年、遍及各省的大灾荒。此时洋务派积极主持组织了赈灾，主持赈灾活动的洋务派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，多方筹措赈银赈粮，积极救济灾民，为后世留下了不少有益的经验。 

    洋务派等筹集的赈灾捐银大致可分为三类： 

     一类是捐官所得。早在乾隆年间，出于赈灾需要，在边远如甘肃等省区即有“捐监”的做法，不过当时都只是给予监生资格而已。道光年间，也曾奏定过捐输章程，捐者也仅止封衔而已。同治中期的闽捐和光绪二年的津捐，对所捐官衔仍有限制。在光绪“丁戊奇荒”中，为了赈济数千万嗷嗷待哺的饥民，清政府只好允许重开捐纳，而且由捐资格发展为捐实官，从知县、知州到知府、道员，均可用捐输银钱的方式买到。光绪三年七月，在曾国荃的奏请下，清政府发给他虚衔实职空白执照各二千张，他除了在山西就地开捐外，还派人到商贾富足之区如天津、上海、汉口、宁波各处及皖、湘、闽、粤、桂、川、浙、赣各省设捐输局，按捐输数量的多少，分别给捐者不同的官衔和官职。后来，河南帮办赈务大臣袁保恒等又奏请户部发给空白执照，捐官可至道、府、州、县四项实官，该省在苏、浙、皖、赣、粤等省有捐局。“丁戊奇荒”中，北方灾区用此法集捐赈银多达四五百万两以上，这种卖官鬻爵的做法，致使人心侥幸，名器之滥，无异于饮鸩止渴，正如李鸿章所说：“鬻爵数万，不过活人数千，言之痛心。” 

      另一类是绅商义捐。南方各省绅士富商“素多急公赴义”，他们得知北方遭受特大灾荒之后，苦口苦心，多方劝集，“贫士捐膏火，妇女脱簪珥，百工减佣资”，很快集成巨款，并派代表亲自携带义捐赈银到灾区，发放到灾民手中。光绪三、四年，江苏廪生严作霖等人就曾到直隶、河南、山西各省发放赈银。五年，又携带赈晋余银五万多两赴直隶任丘等地办理工赈，兴修被洪水冲毁的河道。这些绅员“遍历灾村，抚问疾苦，处处认真”，在赈济灾民中起了很大作用。浙江绅士布政使衔江西补用道胡光墉在这次灾荒中，为陕西捐银5万两，为河南、山西各捐银1.5万两，为山东捐银2万两，制钱3100串，另有新棉衣3万件，“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二十万内外”在整个灾荒过程中，洋务派官员多带头捐献，捐银从几百两到上万两，这种方法不仅效果好，而且为后世发动社会力量捐资济困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 

      第三类是华侨捐款。在洋务派的活动下，新加坡、小吕宋、暹罗、越南各埠华侨多向北方灾区捐款。李鸿章奏请派候选知府柯振捷、候选同知高廷楷等人到以上各地潮州籍华侨中劝捐，捐额高达“百数十万之多”，在各省开捐之前首先解济数十万，李鸿章称“收缴转运均极迅速”，“实为赈案中未有之盛举”。 

     与此同时，外国传教士也卷入赈灾活动之中，出现了另一种救济方式———“洋赈”。不过他们的目的是以赈济灾民为手段，吸收教徒，扩大教会组织。当时，在华北灾区活动的外国传教士约百人。这是外国传教士第一次在中国有组织、有计划地从事救灾活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