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古代，济贫思想可谓源远流长。追溯历史，可以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，找到诸子百家对济贫的各种说法，最为著名的是儒家的“民本”、“仁政”和“大同”思想。

   《尚书》论述道：“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”。《礼记》则曰：“以保息养万民，一曰慈幼，二曰养老，三曰振穷、四曰恤贫，五曰宽疾，六曰安富”。《孟子》中也说道：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”，“制民之产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蓄妻子，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。”是为“民本”和“仁政”思想。

   《礼记》中又说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……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”《孟子》中也说：“人饥己饥，人溺己溺”，“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则百姓亲睦”。是为“大同”思想。[1]

    在济贫方面，儒家是主张政府积极介入（“民本”、“仁政”）和提倡民间互助互济（“大同”）的。但是，显而易见，其目标重在社会控制。

    除了儒家以外，墨家的“兼爱”思想也广为流传。墨子主张“兼相爱、交相利”，提倡“天下之人皆相爱，强不执弱，众不劫寡，富不侮贫，贵不敖贱，诈不欺愚”，“有力者疾以助人，有财者勉以分人，有道者劝以教人。若此，则饥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乱者得治。若饥则得食，寒则得衣，乱则得治，此安生生”。是为“兼爱”思想。[2]

    墨家“兼爱”思想的重点是建立在“爱心”基础上的互助互济，是最具“社会性”的济贫思想。

    而道家则主张“无为而治”。老子说：“故圣人言：我无为而反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”庄子则说：“上必无为而用天下，下必有为为天下用，此不易之道也。”是为“无为”思想。[3]

    在济贫方面，道家实际上主张政府不要干预。宁愿以天地为宗，听其自然，标榜以“道德”治天下。

    众所周知，在中国自汉朝以来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，儒家思想是处于正统地位的，所以它对中国济贫制度的影响很深。国家的积极介入是中国古代济贫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。在当时的自然经济条件下，济贫思想的实践主要是以丰补欠的储粮度荒。从汉朝开始，中国就有了由朝廷兴办、名为“常平仓”的仓储制度；到了隋朝，又有了以地方劝募为主的“义仓”；到了南宋年间，出现了主要由社区管理，居民普遍加入，带有一定社会保险意义的“社仓”。

    除了仓廒制度之外，中国古代还有济贫、养老和育幼等慈善事业。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的六疾馆和孤独园。更为著名的则是唐宋年间的悲田养病坊，这种慈善机构最初为佛教寺院所兴办，所以采用佛教名词“悲田”命名。后来采取在官方补助下由佛教寺院办理的形式，所以得到较大的发展。最后逐渐完全转到官府手中，由官方委托地方名人管理，改称“福田院”或“居养院”。

    在宋朝年间，出现了完全由民间乃至个人兴办、而且没有宗教背景的慈善事业，最著名的有范仲淹的“义田”和刘宰的“粥局”。前者是一个以庇护和造福宗族为宗旨的“家庭扩大化”模式的慈善事业；而后者则以社区居民为对象，以社区组织的方式进行慈善活动。这些组织主要为乡绅所掌握，并得到官府的认可和支持。到明朝年间，出现了最早的以民间互助为主的慈善社团──同善会。[4]

    上述种种济贫思想和实践在中国一直延续到现代，儒家的国家积极干预思想一直得到贯彻。从时间上看，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介入济贫发端于汉朝，比英国的伊丽莎白济贫立法要早1000多年。但是，在儒家的济贫思想中，注重的是社会整体和国家控制，而较少强调个人权利和国家义务。同时，中国古代的济贫实践在传统上较为注重运用政府行政手段，而没有采用立法手段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。以上种种，实际上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救助制度还是有其潜在的重大影响。